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时代。离事件越进，感觉越不强烈，反而远离的人，知道的更多。

2005年7月去伦敦，在飞机上时，发生了第二次未遂袭击。下了飞机就收到来自北京的问候，以为我处于危险之中，可是伦敦明明一片祥和。这次又是，在飞机上，没感到地震，下了飞机，除了打电话不容易，没什么别样的迹象。马上就收到北京朋友的信息了。

震感以前也感觉到过，没觉得怎样。重庆人也说不出来到底是哪里发生了地震，还不如北京人知道的清楚。晚上我去人民广场，吃了一顿德国饭，德国正在重庆搞文化周，啤酒花园是重要的一部分。很多人在喝酒，还有德国小伙子拉风琴，大家给鼓掌。没有任何异常的感觉。

知道我快到午夜的时候刷新网页，看到一地的死亡人数就接近万人了，才发现我真是太迟钝了。于是给总编辑打了电话，说好白天先到成都去。

完全在意料之外，啥也没带。他妈的，记者证没带，身上连名片都没有。以后这些东西都得随身带好，教训。还是反应太慢了，到成都又很晚了，唉。不过比那些在北京还来不了的人强多了。

实际情况是，这个发言并没有完成，正题只讲了一点点，就被主持人“粗暴”地打断了。时间不够了一个表面上的理由，真正的理由，大家往下看一眼，就可以理解了，毕竟大多数人喜欢一团和气。所以，没关系，没说完就没说完吧，表达的渠道多了，我也没必要非在一个喜庆的场合让人不舒服。此时此刻，会议仍在进行中，下午才结束。我提前离开了，因为马上要出差去。

特此把该发言稿贴在这里。开头主要是介绍其他9位朋友近5年来的经历，故此处略去。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时间过得真快，回想我们这届财经班的在郎润园学习，转眼已经是5年前的事了。在这里，我首先要作为我们这十个人的代表，感谢财经杂志，感谢舒立，感谢CCER，给我们创造了一个重回校园学习的机会。我们也要对2003年春天的SARS表示一下感谢，当时因为课都停了，我们这些人就组织起来，锻炼身体，抵抗非典，一起跑步、跳绳、玩老鹰抓小鸡，在这个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这种感情一直保持到现在，相信也会一直保持下去。当时，我们上课到4月底就中断了，10月份又到北大补了一个月，所以我们这一届算是特别的一届了。

经过财经班的学习之后，很多人的情况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原本十个人里面有三个不是北京的，后来有两位来到了北京发展

………………（此处介绍略去） 

五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又不算短，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每个人都有了或多或少的变化，也可以说或多或少的进步。这些变化和进步应该说都与在财经班的学习是有直接关系的。

学习，不是个被动的接受的过程，而应该包含主动的反思。学习也是个长期的过程，需要积累和消化。在思想逐渐形成的过程中，某些特定的时候是很重要的，可能是某个人的一句话，也可能是一次讨论，就能触发一些灵感，进而把所学所知重新进行反思，逐步形成自己独立的想法。

过去了这么长时间，我还记得林毅夫教授给我们十个人开的那次小型讲座，确切地说，是他对我的一个问题的回答。2003年前后，有一段时间，经济学界关心的议题是经济偏冷，内需不足，CPI持续走低，经济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我问林教授的是一个相当外行的问题：那么人没脱贫，那么多人吃不好穿不暖，他们有很迫切的需求啊，怎么能说“需求不足”呢？我记得林教授的回答是，我们经济学家讨论的需求，指的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这句话对我是有触动的。我后来特地查了经济学的教科书，找到了需求的两个概念，个人需求和市场需求，市场需要是有支付能力的个人需求的总和。经济学家关心的是市场需求，关心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问题，至于有多少人、是谁参与到有支付能力的这个人群之中，他们就不管了。事实上，完全存在这样的可能，市场需求扩大了，但贡献市场需求的人群却缩小。过了很长时间，我才发现，我可能永远也不能像经济学家那样冷静地思考问题，我关心的是，怎么能让那些没有支付能力的人，变得有能力。

周其仁教授的课很吸引我，周先生的口才绝对是一流，只有你进入他的逻辑，简直没办法不接受他的结论。但核心问题是，我为什么要进入你的逻辑？周先生对国有企业问题发言是比较多的，还写过《国有企业的性质》一文，论证他的“国有资产无主论”。“国有资产无主论”是我一直不能接受的说法，国有资产的主人在法理上是清清楚楚的，改革面对的问题是，国有资产所有人不能行使对资产的所有权，那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了，为什么要说国有资产无主呢？这不是在为腐败官僚化公为私提供理论和舆论上的帮助吗？

后来在CCER的一次活动上，周先生做了一个主题演讲，然后我和其他几个人到他办公室，去问问题。我问，国有企业改革不光是个经济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那么首要的价值就是正义，而不是效率。周先生勃然大怒，反问我什么叫正义，说你这种学生我教不了了。我这才发现，我们的经济学家其实是不太讲道理的，而且没打算讲道理。翻开报纸，不讲道理的经济学观点太多了。比如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学费太低这种观点，要想理解，不但需要理解能力，还需要点想象力。

大约从2004年，我开始系统地对此前所学过的东西进行梳理和反思，逐步走上了跟CCER所教给的那些理念相反的方向，因为这些理论已经无法说服我了。比如林毅夫教授的“比较优势理论”，如果对其实质做一点深究，就知道这不过是在为既有不平等的世界格局辩护，为我们描绘的是一幅穷者恒穷富者恒富、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图景。

同学们，

今年是奥运年，也是改革开放30周年。因为奥运的关系，对30周年的纪念被推迟了，也许要到奥运结束之后才大规模的开展，媒体上将铺天盖地地出现对改革开放时代的歌功颂德。

而明年就是建国60周年了，这个国家走过了前一个30年和后一个30年，可谓不短了，现在到了一个需要我们一起讨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进行一个整体性的反思和评价的时候了。1992年以来的历史，被官方定性为千年未有的盛世，我们都知道这个盛世是怎么来的吧，是枪子打出来的，是坦克压出来的。我们也知道这个盛世是谁的盛世，又是谁的灾难。有了改革开放的历程作为参照，我们才可能更深入地理解改革开放之前的实践，理解那场被人诅咒了30多年的文化大革命到底要干什么。只可惜，认真思考和讨论的意愿实在是太难得一见了，报章杂志随处充斥的是妄顾史实的臆断，一遍一遍念经般重复，直到把谎言变成真理。

30年的改革开放，仿佛就是为了验证毛泽东当年对历史走势的判断，我们看到，官僚集团的确成了新的剥削阶级，裹挟着整个国家走上了一条最坏的发展道路。在30周年之即，从广东又发起了新一波的思想解放运动。我真的搞不懂了，解放思想解放了这么多年，把奴隶制都解放回来了，还要解放到哪里去？仔细想想，奴隶制是最符合改革开放路线的，最符合邓小平理论的啊，一心一意谋发展，只讲效率不问公平，只看总量不管分配，奴隶制是最有效率的，经济学家早就证明过了。

就在山西黑窑工事件过去不到一年，广东又出了童工事件。还有一件事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有一个村子，竟然到现在还没有通电，这个村子也是在经济最发达最改革最开放的广东。我在温州了解到，一个乡镇级的卫生院，断指接活手术的成功率可以达到95％。这得靠多少根手指头才能练到这个熟练程度？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是建立在多少底层百姓血泪和残缺的肢体之上的，又养肥了多少寄生虫，谁能算清这笔帐？整个冬天，东北地区见不到雪，南方却冰雪成灾，天怒人怨哪。

用茅于轼老先生的话讲，改革开放造就了一批了不起的中国企业家，有了他们，财富呼呼地冒了出来。真的是这样吗？企业家里有多少是像年广久一样靠炒瓜子赚钱勤劳致富的？没多少。绝大多数是寄生在官僚的羽翼下，靠窃取国有资产、靠官商勾结爆发起来的。如果不是这样，就没有必要麻烦胡德平先生们一天到晚地喊赦免原罪了。但是，正如上海退休女工王炼利所指出的，这不是什么田园牧歌式的“原罪”，这是赤裸裸的罪恶。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担当极其不光彩的角色，尤其是经济学家们。什么“吐痰论”、“冰棍论”、“靓女先嫁丑女陪嫁论”、“无主论”，种种歪理邪说层出不穷。我在设想，50年或100年以后，我们的后人学习这一段历史，我想他们会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怎么会无耻到这个地步。尤其是“吐痰论”这种东西，如果没有一点“我佛慈悲的大不要脸精神”，真的是说不出来。

这些经济学家们的责任就是给改革开放撰写辩护词，每当改革出了问题，需要反思的时候，他们的药方简单得出奇，那就是继续深化改革，继续市场化。有些人会说，他们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通过推动市场化挤压了政府权力的空间，经济学们本人们也喜欢说，改革出了问题，原因不是市场化，而是因为市场化得不彻底，是因为腐败。只看他们的言论，他们是政权的批评者。不过在我看来，这不过是表面现象，更深刻的本质乃是经济学家们和官僚集团与不法奸商们的合作关系。比如，“国有资产无主论”就是为贪官和奸商化公为私服务的理论。经济学家们对改革的每一次批评，都在为下一步的改革制造合法性和舆论准备，说白了，也就是为新的腐败和寻租拓展空间。正如办公大楼的装修，每一次装修都是拿回扣的好机会，但重新装修总得需要点理由吧？我们的经济学家就是制造理由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配合得天衣无缝。一屈一伸，目标是同一个，遭殃的也总是老百姓，这就是所谓的“尺蠖效应”，就是已经形成了的扭曲改革的机制。甘阳早就批评过，有些学者已经成了一半为官府一般为大款驱使的得力马弁，话虽刻薄，可是一针见血。张宏良说，古今中外都找不到像今天中国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像赞美上帝那样赞美资本，像讴歌爱情一样讴歌金钱。这话说的太好了。

放在世界背景下看，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融入全球化的进程。这个全球化不是理想的世界大同，而只是资本的全球化，是资本家的全球化。我一直在说，全球化是当今这个时代最大的谎言，最大的骗局，最厉害的迷幻剂。这种在新自由主义理论支配下的全球化进程的本质，用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的话说，乃是“资本无限剥削的乌托邦”，是“野蛮资本主义的复辟”。中国充当了世界的加工车间和血汗工厂，在复辟的过程中首当其冲。我们都看到了，那些被伟大的中国革命荡涤干净的妖魔鬼怪，又都大摇大摆地回来了，可笑的是，竟然还都披上了进步和文明的外衣。在全球化的大势下，中国的政权买办化了，为了集团私利背弃了国家利益，它已经具备了毛泽东概括的一切反动政权的特征：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知识界，包括传媒在内，买办化的现象也十分严重，普京批评俄罗斯的某些人不想依靠自己的人民，却如走狗一般在外国使馆和国际基金会门前乞食，也可以视为为中国人敲响的警钟。

全球化不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只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本。哪里的劳动力便宜，哪里的环境可以随便破坏，哪里可以榨取更多的利润，资本就奔向哪里。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能够吸引到巨额的外来投资的原因。资本向中国等欠发达转移的付产品，是发达国家工作机会的减少和人民福利的降低，而各国为了争夺投资不得不向国际资本让步，改变政策过程。马丁和舒曼的那本《全球化陷阱》，副标题就是“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所以布迪厄说，全球化让马克思的“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又有了现实的基础。

从资本的立场上，它当然希望世界各地都能像中国一样，整个地球都变成“无限剥削的乌托邦”，于是把中国的发展模式拷贝到非洲和拉美的呼声才那么高，于是林毅夫先生才得天时地利人和被任命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这个任命一出来，中国的媒体可谓欢心鼓舞，可如果我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就不禁会有所怀疑，这真的是中国的荣耀吗？反正我不觉得是。

同学们，

在场的各位大部分还在从事新闻工作，虽然一些人已经离开了新闻，但大都还从事与文化传播相关的工作。我一直认为，这是个了不起的职业，是个很重要的职业。媒体不但在传播信息，也在传播理念，在影响和塑造一代人的对时代的看法，同时也是在为未来留下记录。也许多年后的学生要靠我们这些人写的东西，来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如今的传媒界是否担负起了这个使命？我个人是不满意的，也曾写过很长的文章来批评媒体界的现状，今天就不多说了。我只想说，现在已经到了需要认真反思的时刻，在一片狂欢的气氛中，我们需要冷静地思考，既要全面地评价历史，也要搞清楚，这个民族应该怎样迎接一个未来。

最后，再次感谢财经杂志，感谢CCER。感谢在座的各位。我个人还要感谢第五届财经班各位哥哥姐姐给我的帮助和关心，你们是我永远的朋友，这年头好人越来越少，剩那么几个，都让我碰上了。

普京总统始终坚持拒绝牺牲俄罗斯利益，至今仍没有加入WTO，可是俄罗斯人民富了起来；中国加入WTO的代价，就是每年上万亿财富流向西方，许许多多老百姓却在眼泪汪汪地看着自己的亲人死在医院外面。就在中国银监会宣布允许外资控股中国银行的第二天3月28日，俄罗斯杜马通过了禁止外资进入俄罗斯能源行业的法律，把世界能源价格上涨的每一分钱，都留在了俄罗斯人民手里。我们羡慕俄罗斯人民，他们拥有一个好总统，拥有一批好学者，拥有一群好青年！到今天，直到今天，我们才明白，为什么十多年来中国的改革精英和主流学者一直在批判俄罗斯，贬低俄罗斯和妖魔俄罗斯，只是我们明白得太晚了，我们的民族已经被彻底出卖了！当我们看到毛主席那句“为人民服务”被写入俄罗斯总统誓词时，忍不住泪水滚滚而下，毛泽东是中国的毛泽东，可是他所倡导的宗旨却变成了俄罗斯总统的誓词，中国人又怎能不感慨万千、唏嘘不已。——张宏良）

今天，是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结束总统任期的日子，普京总统变成了普京总理。此前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即将卸任的普京的民众支持率达到84.7%，为其八年总统任期的最高纪录。这是普京总统任期内的最后一次民调，其结果“反映了俄罗斯民众对国家第二位总统的感谢之情”。笔者很少见过一位政治领导人拥有如此之高的威望，从未见过哪位政治领导人在结束任期的时候，依然拥有如此之高的威望。

记得前些年总有一些俄罗斯人出于对中国成就的羡慕，热切呼吁学习中国经验；但是，现在这样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少了，原因很简单：俄罗斯在普京的带领下找到了自己的正确道路。这恐怕也是普京能够得到俄罗斯民众强烈拥护的根本原因所在。
现在，普京的两个总统任期已经结束，从其连续两届的执政历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普京的治国目标和治国理念，以及顺应这一目标和理念而采取的一系列战略性措施。

1――回收国有企业。

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推行全面私有化。到普京当政时，许多大型国企已被私有化，巨额国家财产被少数寡头瓜分，人民群众大量失业，陷入极度贫困。普京上台后，通过司法手段或市场手段，将战略行业特别是能源领域的大型企业重新国有化，并亲自确定涉及国防、石油、天然气、运输、电力、对外贸易、银行、渔业、钢铁制造业等领域的1063家俄罗斯大中型企业为国有战略企业，规定政府无权对这些战略企业实行私有化。同时，加强对国有战略企业的监管，使之忠实执行国家的经济政策并向国库上缴利润。

2——改善人民生活。

由于俄罗斯政府掌握了一千多家国企，加之石油涨价，俄政府财政收入大增，普京毅然放弃2004年准备实施的“社会福利货币化”政策，将财政盈余和能源出口获得的巨额收入集中起来，偿还实行“休克疗法”时期对群众造成的欠账，推动实现“现代化医疗、高质量教育、买得起的住房和高效益农业”，改善人民生活。为此，普京政府从2006年起每年拨60亿～80亿美元，实施社会福利工程：在保健领域，成倍增加基层医师和护士的平均月薪，到2008年高科技手术和疑难手术的接待能力扩大了3倍；在教育领域，到2008年全国能上网的中小学增加了两倍，教师工资大幅度提高，每年有1万名优秀教师可获得每人10万卢布（约28卢布合1美元）的奖金，科学家的平均月薪增至3万卢布；基础设施领域，拨款14亿美元全面实现农村燃气化；在住房领域，国家提供巨额补贴，使居民买得起按揭房，并增加住房建筑量。

3——加强国防建设。

普京上台后，带领俄罗斯走上了强国先强军、以强国爱国主义统领国家和振奋民心的道路，给予国防事业优先拨款，俄罗斯武装力量和军事工业迅速复苏。在军事体制上，普京整顿大军区，使军队重新归于国家元首的领导之下。宣布投巨资建立新的航母编队，大幅度提高军人工资，派遣军事领导人进入行政领导班子，提高军队政治地位。与此相应，军界对普京给予全力支持，保障了普京的施政。

4——巩固国家统一。

普京把因苏联解体而分散的、几乎瘫痪的中央权力进行了重组，铲除各州各地方各自为政的现象。一是建立中央垂直领导的政权体制，二是建立总统领导下的联邦区。由宪法立法会议通过了普京提出的有关政权改革的法律，从议会上院中撤去地区领导人的职务，使之失去了不受侵犯权，赋予总统解散地区议会和解除破坏联邦法律的领导人职务的权力。这种垂直领导体制的目的就是要各地区承认并无条件地服从中央。为了保证垂直领导体制的成功运行，普京向国家杜马、各联邦区、各州派出“总统全权代表”，代表总统行使权力，从而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统一。

5——维护苏联荣誉。

普京深刻地认识到，由西方舆论主导的对苏联的妖魔化，必然造成俄罗斯历史、文化与情感基础的坍塌，如果任其发展，后果不堪设想。为此，普京自觉地致力于客观评价苏联和维护苏联荣誉的活动。他认为，苏联解体是20世纪地缘政治上的最大灾难，对俄罗斯人民来说这是一个悲剧。”苏联解体是“在泼水的时候，连同孩子一起倒掉了”。2000年12月，他建议国家杜马通过法律，规定以苏联国歌作为俄罗斯国歌，并用红旗作为俄军军旗。有人竭力反对，普京反驳说：否定苏联时期的一切象征性标志从原则上讲是错误的，否定历史会使整个民族“数典忘祖”。他还质问那些人：“在苏联时期我国拥有的一切就不值得我们回忆了吗？我们把杜纳耶夫斯基、肖洛霍夫、肖斯塔科维奇、科罗廖夫和航空航天领域的成就置于何地？我们把宇航员尤里•加加林的飞行置于何地？把鲁缅采夫、苏沃洛夫、库图佐夫时期以来俄国军队所取得的辉煌胜利置于何地？1945年春天的伟大胜利又该怎么解释？……红旗是我国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旗帜。”普京还坚持恢复了已经改名的斯大林格勒的城市名称。当有人提出把列宁遗体从红场迁出时，普京明确表示反对。2007年5月底，普京签署《永远纪念祖国烈士》的命令，决定在全世界14个国家建立苏军烈士陵园保护中心。每建一个这样的中心，俄罗斯需要配备4至6名工作人员，每年投入近100万美金。苏联解体后，民众对克格勃印象不好，普京执政后力求恢复克格勃的名誉。他鼓励安全机关工作人员不必为自己的身份害羞，要“抬起头来做人”，并以过来人的身份发表讲话说：“提到历史，我们不必难为情，我们应当为英雄们和他们的业绩感到骄傲。”2004年9月，坐落在莫斯科中心卢比扬卡广场的“克格勃”鼻祖捷尔任斯基的雕像，在撤除13年后，经普京批准重新恢复，还举行了隆重的安放仪式。2006年12月，普京又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宴会，庆祝俄安全机关成立89周年，并在讲话中自豪地宣称：“在俄罗斯国家安全机构的历史上，有许许多多光辉的时刻，展现了真正的英雄主义和勇气。”

6——反思历史教训。

对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的政策，普京不止一次地进行了严厉批判，谴责当时的当权者结党营私、中饱私囊，导致了国家分裂和百姓贫困。他们“80年代末期抛下人民不管，导致人们甚至得不到最起码的服务和商品，人们没有糖、肉、盐、火柴等等”。他指出，“毫无疑问，正是他们的政策导致了苏联的解体”。普京指责叶利钦时期的“当权者把胡作非为当成民主，把洗劫千百人的血汗和一小撮人的暴富当成市场和市场关系，放纵瓜分和盗窃本属于全体人民的巨大的资源财富。”“政治投机者控制了联邦会议和政府的关键席位。高官们为了迎合寡头而不惜损害俄罗斯的社会和国家利益，把国家财产挥霍殆尽。腐败是他们的进行政治和经济竞争的手段。这些人年复一年制订的预算既不平衡，也不负责任，导致我们负债累累，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水平成倍地下降。”“他们是人民的敌人，是西方的走狗”“90年代的改革是失败的、无情的、残酷的，造成整个国家充斥着腐败和盗窃。”

7——网罗国家精英。

从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颜色革命”及吉尔吉斯斯坦动乱的教训中，普京认识到，要严防政治精英分裂，避免从政权内部产生反对派。他的具体办法是设立政治地位很高的“社会院”，将全国精英网罗进来。由126位各界名流和社会组织代表组成的俄罗斯“社会院”，其主要工作是促进公民和国家机关互动，构筑社会同国家对话的平台，以便在决策时考虑各社会阶层和集团的利益和意见，促进社会和谐。89个联邦主体以及各大城市也都建立了社会院，行政机关内部则建立了社会委员会。

为了防止发生颜色革命，普京将那些敬仰崇拜自己的俄罗斯青年组织起来，建立起新一代俄罗斯青年近卫军——“纳西”，人数达十万之多。他们的任务就是打击卖国势力，宣传爱国主义，拥护普京的一切政策，反对一切挑战普京的人。纳西的建立，极大地强化了普京的声望和力量。

根据普京的命令，俄罗斯还拟将原来的联邦军人公墓扩建为集纪念、历史教育和公墓于一体的“联邦纪念群”，工程占地面积53公顷，可以容纳34000座墓地，凡俄罗斯英雄、苏联英雄、国家领导人、国家荣誉勋章获得者和历史著名人物的墓地都将进入这座规模宏大的建筑群。

8——谴责卖国势力。

和中国一样，俄罗斯也出现了一批亲西方的卖国势力。普京对这些人深恶痛绝，他警告说：“国内外的反对者想把俄罗斯搞坏。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想看到一个贫弱的国家。他们想要一个无组织、无秩序、分裂的社会，以便他们在背后搞肮脏勾当。”

“在这个国家，有些人像走狗一样向外国使馆乞食，指望得到外国基金会和政府的支持，而不是依靠自己的人。”普京说，国内一些反对派得到“西方专家”和周边邻国的指点，试图煽动蛊惑人们。“他们从西方专家那里学了两招，又在邻国接受了训练，现在他们要上街游行了，又想要煽风点火和进行挑衅”。“一旦这些先生重新掌权，他们将再次欺骗民众，中饱私囊。他们想复辟建立在贪污和谎言基础上的寡头政治。”这实际上是在暗示，不容许在俄罗斯出现邻国格鲁吉亚、乌克兰那样的“颜色革命”。

9——抵制美式民主。

普京一向强调俄罗斯是民主国家，从不笼统地否定民主，也不把本国民主同他国民主对立，但他强调讲民主自由“必须顾及俄罗斯历史”，“从本国的地缘政治和国情出发”，“民主原则和民主标准不应导致国家解体和人民受穷，而应使国家更加安定团结，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在建设何种民主的问题上，“俄遵从的不是外国伙伴的态度，而是本国的现行法律”。他说：“有人认为民主比主权重要，我们不这样看。我们认为，这两者都重要。”俄政界把普京对民主的理解，解读为“主权民主”，即根据本国历史、地缘政治、国情和法律，由本国自主确定的民主。“主权民主”论实际上是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混合体，使俄罗斯反对派西天取经求“民主”的主张显得苍白无力，也打掉了美国对俄实行“民主化”、搞“颜色革命”的法理依据。

10——抗击美国霸权。

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只要损害俄罗斯利益，普京都会毫不犹豫地进行反击，立场之坚定、态度之强硬，令西方政客大为吃惊。在慕尼黑召开的安全政策会议上，在罗马尼亚召开的北约会议上，普京都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北约东扩的政策直截了当地提出谴责，指责美国推行霸权主义，不顾国际社会诸多中小国家的利益和愿望，唯美国利益为是，导致国家社会动荡，成了“人类新悲剧的发动机”。为对抗美国霸权，普京以退出俄美销毁中短程导弹协定相威胁，命令俄罗斯空军恢复战略轰炸机巡航，并宣布将国防长伊万诺夫提升为第一副总理，提高军人在俄国的地位和实际影响力。

由上述十个方面的战略举措可以看出，普京带领俄罗斯走的是一条强国富民之路，这条道路的显著特点是：以公有制为主体，追求俄罗斯大多数人的共同富裕，抗击霸权主义，打击卖国势力，捍卫俄罗斯的国家利益、民族尊严和独立自主，尊重俄罗斯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谋求俄罗斯的团结和凝聚力。由于这些举措的综合作用，普京政府成功地结束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混乱沉沦的衰弱局面，推动俄罗斯作为苏联主体继承者重新崛起。

尽管普京从来没有说自己走的是什么道路，但笔者以为，普京走的是一条实际上而非口头上的“俄罗斯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其基本特征是“公有制为主＋共同富裕”。笔者以为，俄罗斯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具有重大而切实的借鉴价值，值得我们以极其认真而谦虚的态度加以研究。

附:俄罗斯民歌《嫁人就嫁普京这样的人》,这就是那首唱遍俄罗斯大街小巷的歌曲。

“我的男友打了一场架，
　　打得遍体鳞伤，
　　喝得酩酊大醉又沉沦毒海。
　　他简直令我无法忍让，
　　我把他逐离我的身旁，
　　我如今想要一个像普京的人。
　　昨天我在新闻上看到了他的身影，
　　他说，这个世界正处于十字路口。
　　他是那么具说服力，
　　使我下定决心想要：
　　一个像普京的人，
　　一个像普京强而有力的人，
　　一个像普京不酗酒的人，
　　一个像普京不使我伤心的人，
　　一个像普京不会舍我而去的人。”

众多媒体对此奖项的授予进行了报道，几乎一边倒的叫好声，彩民的卖彩票的行为被冠以“日行一善”的美誉，还有人期待这些普通人的“善举”能够激起富有者的社会责任感。那些整日里做梦中大奖翻身致富的人们，那些赚少赔多早已听天由命的人们，那些沉迷于博彩荒废了人生主业的人们，恐怕之前想都没敢想过，他们的行为还有如此深刻而高尚的意义。奖项设置者们开阔的思维让人感慨，荣誉原来可以这么廉价。

根据字典的解释，“慈善”乃是根据一定的组织和程序，向那些陷入疾病、贫穷或无家可归的人们免费提供食物、金钱或帮助。虽然字面解释没有给出应该由谁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但天经地义的理解是，慈善应该是富人帮穷人，再不济也是穷人帮穷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是穷人帮富人。可是这个“慈善特别大奖”表彰的恰恰是最荒诞不经的一种财富再分配形式。

购买的彩票的人，基本都是穷人。越来越多的农村开始出现彩票销售点，随着乡村文化的崩溃，包括彩票在内的各自赌博形式占据了农民的业余生活，并吸瘪了他们本就不鼓的腰包。在城市里，卖彩票的则以城市贫民为主，抱着发财梦的工薪一族以及失业半失业者构成了聚集在彩票销售点分析开奖走势的人群的主体。富人自有他们发财的途径，是不会参与这种赌局的，金融市场要比彩票好赚得多；富人们的休闲选择也多得是，不需要彩票来打发时间。

彩票是一种赌博。它具备赌博的一切性质：基于运气；有可能以极少的投入获得极大的回报，虽然这是小概率事件，但它的偶尔发生给了更多人希望，以为下一个走运的就是他本人；将赌局的参与者作为整体来看，投入与获取是不相等的，属于“负零合游戏”，因为有庄家的“抽头”。在中国，赌博是非法的，而彩票是国家坐庄的赌局，吸引抱着发财梦的穷人来参加，所谓公益金即是国家对赌局的“抽头”。

财政部在2007年初的一项信息披露显示，2006年筹集的彩票公益金为277.6亿元，中央和地方按50：50分配，各留成138.8亿元。彩票公益金主要安排用于民政福利、公共体育、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红十字人道救助、残疾人教育康复等社会公益事业。这部分资金的使用情况并不明朗，国家审计署曾发布报告指出，彩票公益金在收缴中央财政后“直接拨付相关部门安排使用”，没有纳入中央财政预算。国家审计署还查出，中国红十字会下属单位将财政部拨付的用于检测项目的彩票公益金63.31万元购置小轿车、旅行车，列支办公用房租金等。

关于这部分“抽头”的使用情况，目前老百姓能直接感觉到的无非是一些居民小区和街心公园的免费健身设施。这些具体的成果，莫说农民无缘享用，就是生活在城市边缘的贫困人群也不易染指，从总体上看，恰恰是这些人节衣缩食为另外一部分人做了贡献。更不肖说公益金使用过程中存在的挪用和腐败养肥了多少只蛀虫了。

天之道，损有余而奉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如今的社会，有越来越多的“抽血机”，把那些本来就已经处于艰难的老百姓的辛苦钱挤压出来，让富足者更加富足。金融市场如此，彩票亦是如此，全社会日益呈现“多数人分散承担损失，少数人集中受益”的格局。这种体制兼备了掠夺和迷惑双重属性，如同一剂鸦片烟，消灭了受损者可能的反抗，那就是人人有机会的幻影——君不见隔三差五就有一个中大奖者上报纸吗？如果你还没有中，就安静地等待运气的到来吧。

“慈善特别大奖”堪称在鸦片烟之余奉送的一针兴奋剂。彩票是个往里扔钱的无底洞，这个道理彩民并非不懂，只是迫于现实中难以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只好求助于虚无缥缈的运气。也许有些人认清了本质已经或者正想要洗手不干了，这针兴奋剂就来告诉他们了，原来发财梦还有更庄严更神圣的意义，那么就在白白扔掉血汗钱的同时闭上眼睛享受那廉价的荣耀吧。

最后，我有一事实在不明，奖项主办者为什么要找一个中了500万大奖的人作为彩民代表领取这个“慈善特别大奖”呢？他明明是通过赌博发了财的少数幸运者，如果要选一个代表上台，无论如何应该找一个一毛钱都没中过、纯粹“为社会做了贡献”的倒霉蛋吧……

联系到朋友，一起吃饭，蹭到票去看了校庆晚会，未待晚会结束变提前出来，去师生缘与更多朋友闲聊，直到打烊。然后十数人在午夜的校园内游荡。在静园草坪上，有两个人在练打鼓，声音传得很远。旁边是一群年轻人在围拢着唱歌，一起的84级的师兄冲过去加入合唱，然后闲聊起来，他们竟都是中文系的，于是一些中文系过去的故事被勾起。

站在旁边，感到些许的清冷。抬头望天空，看四周多年来未改变过的景象，忽然想起，已经多年没有到草坪上来了，虽经常到学校，至多绕着湖边走走，而且匆匆。在这块草地上流连最多的，还是八年前的这个春夏吧，那时候，要毕业了，在享受着学生时代最后的闲适，经常夜游，在湖边，或在草地闲坐。我曾经在这里消磨过多少时光呵，竟似在转瞬之前。

然后又到湖边，踏上石舫。犹记得在这里莫名的撒野，像是在证明在握的青春。又想到，很久没有这么细致地看未名湖了。从西向东，背景里没有高的建筑，不远的湖岸，那黑吁吁的博雅塔、沿岸高低错落的垂柳和他们在水中的倒影，就构成了触手可及的天际线。没有风，水中的倒影完好无缺。真安静。间隔的路灯，不张扬，反衬着这午夜的静默。抬眼就是天下稀疏的星辰，可以看到北斗，却不见银河。

别人沿岸边小路绕过湖心岛，我一个人从岛中心穿过。那石桌，那厅台。当年我曾经在彷徨中钻过这个园子的每个能到的角落，这里，则是最熟悉的。岛上的雕塑，是百年校庆时竖立的，它们竟已经默默站立了整整十年。

百年校庆之即，我还是大三的学生。校庆到来前的一段时间，我们每天六点钟就被叫起来去五四操场练习韵律体操，穿着统一的印着百年校庆标志的文化衫和黄色的裤子。忘记是谁，给留下了一张照片，还在我的相册里。因为质量问题，照片显得暗，脸色是偏黑的，看来竟比如今还要苍老。那时，我明明只有20岁不到，而如今，就要跨过30了。

毕业之前，我曾模仿一位我喜欢的作家的口吻写道：阳光打在我的脸上，尘土落在我的身上，留下痕迹，如同树木的年轮。有一天，我老了，或者喝醉了，忘记了自己的年龄，我也不怕，只要数一数身上的年轮就可以了。

忆起过往，动辄以十年计了，这是怎样一种感觉呵。那个时候，看到女研究生们，都会暗自说这个老女人，现在呢，遇到刚刚毕业的女研究生，倒感慨真太年轻啊。

一条时光之河，我已从上游渐到中游。

记忆力衰退得厉害，偶尔有人向我提起几年前的细碎，经常完全想不起来了。此刻，在表达对时光流逝的感伤时，我不得不努力唤回十年前的某些场景，强做感伤。但就在这个时候，我要对北大表达我的敬意和感谢，这是我永不会忘记的。

我在这里度过了成长的四年，享受到了可以等同于散漫的自由和老师们无条件的溺爱。18岁，我来到这里，如同一棵只有碗口粗的树，北大给了我一个随意生长的空间，随意伸展，却不会被修剪。那时候，同学间也没有什么乌七八糟的勾心斗角，虽然后来听说过发生在别处很多不好的事，或许我的身边也曾有，我却都没有看见吧。

这四年，我是在颓废和彷徨中度过的。大学生活的宽容和纯粹，以及后来我遇到的类似的环境，助长了我的愤世嫉俗和桀骜，也让我后来逐渐从虚无走向了理想主义。是我在人间感受到的温暖，让我敢于坚信，一个善的社会是可能的。

毕业前，我还写过大致如下的句子：也许有一天，我还会回到校园，回到我熟悉的38楼310的门前，可是我却没有了开门的钥匙。

空间还矗立在那里，可以回去。却是穿越了时光之河，摸得到熟悉的事物，摸到的已不是从前。

3月29日随单位旅行，上庐山，次日下山。匆匆一游。当日晚，天降小雨，次日也是凄风冷雨。很早起来，随导游走了几个景点。阴冷的凉风，我跟同事说，让我想起了“悲惨的童年”，因为风吹在身上的感觉很像北方的深秋，加上潮湿，的确联想起小时候秋收劳动的情景了。

庐山是座有名的政治山。除了游览的路上，见到马歇尔和蒋介石会谈的亭子，其他如美庐别墅，庐山会议召开地等，都没有看到。

卖纪念品的摊位，大都出售关于庐山会议和文革的光碟，反反复复播放其中的一个片断。每个卖影视的地方都是如此，只拿一个片断做招牌，不会播放太多。导游们的口中，都会讲到庐山会议，口径出奇地一致，跟“关于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的没什么两样。

这种景象如同这个时代的一个缩影：号称思想解放，从一个人思考走到了人人思考，可是绝大多数人说出来的话，却惊人的一致，如同一个模子里造出来的，真是对号称自由的时代的莫大的反讽。

急急匆匆，未视庐山真面目，便下山离去。有两点感想，本想下山便记下来，谁知转眼竟然过去了月余。

一、关于庐山会议

1959年7月到8月的庐山会议，是很有名的。一般的解说，是这次会议本想纠正大跃进的错误，由于彭德怀仗义执言为民请命，而触怒龙颜，使会议转向，最终演变成了批评右倾。而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毛泽东的独断专行。更有甚者，说这是毛泽东报复其长子死在朝鲜战场之仇，迁怒于彭德怀，终于找了个机会报复。

说好听的，这些是误解；直接点，简直是一派胡言。如果稍稍深入历史，就知道，事情决没有这么简单。

普遍存在一种误解，我感觉可以这样概括，这种观点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是铁板一块的，毛泽东一声令下，就上下齐动。再说直接点，就是毛泽东一个人疯狂了，全国都跟着疯狂。于是，毛泽东应该为那个时代的所有失误负责。

可是，正是同一部分人，把文革说成是权力斗争，说毛泽东通过发动群众是为了打倒威胁了其一把手地位的刘少奇。也是这样一些人，在声讨毛泽东的罪过时，猛劲地在翻检刘邓的功劳，论证他们是如何努力地减轻了损失。这个时候，铁板一块的思维又不那么强烈了。

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与今日的政治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形态。它更接近政治的本意，历次政治斗争实际上是不同的政治理念和路线在进行着不间断的冲突，也就是说，党内的确存在着“路线之争”，这与“权力斗争”有着本质的差异。然而，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则越来越不像政治，在事实上演变成了一种统治形式和压迫体系，走哪条路、打什么旗的争论的色彩越来越淡，即便还有，也只能在台面下存在，即以“万言书”等形式在民间流传。（关于两种政治形态的差异和演变过程，推荐阅读汪晖先生的长文《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和六十年代的消逝》）

关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真实历史情况，至少包含两个层面。一，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建国后，从未受到过根本性的威胁。这种地位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确立的，是不可撼动的。简言之，没有人能够甚至没有人敢于真正对毛泽东的地位及其政治理念提出挑战。即便毛泽东一时失去了对官僚主义化的党中央失去控制，他也有办法和途径绕过中央，直接向全党和全国发出号召，然后迫使党的系统以正式的程序将其主张确认为正式的政策。

二，党内一直存在着毛泽东主义路线和非毛泽东主义路线的冲突。在中央，毛泽东一向是少数派，如果真正以少数服从多数的集体领导原则，占上风的无疑会是非毛泽东主义的路线。是毛泽东以其个人无可比拟的权威和威望保障了毛泽东主义的存在。非毛泽东主义者对毛泽东主义的抵抗又以两种方式实现，首先是软抵抗，表明上尊奉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统，实际中则油盐不进，该怎么干怎么干。这就是毛泽东在文革前抱怨他像是“一个死了的活祖宗”的含义。其次，是在与毛泽东的较量中失败后，迅速调整方向，站到毛泽东主义一边来，然后以激进的方式将毛泽东的政策主张推行极端，搞“极左”的一套。后一种方式对毛泽东主义路线的伤害比前一种更大。韩丁总结道，“位居要职的官员可以拖延、转移方向、误导，或把毛的每个倡议推到荒唐的极端。”“毛和他的支持者从来没能无所约束的实施创议，加以深化、巩固，从错误中学习。”

大跃进是毛泽东发动的，是毛泽东主义暂时的胜利。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目的，是要摆脱照搬苏联模式所造成官僚主义和新的不平等的社会后果，改变剥削农村为工业化积累资金的思路，让农村和农民动员起来，不被甩开在工业化进程之外。这是一个伟大的方向，是毛泽东模式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根本所在。此外，在一个落后的基础上，为了实现工农业的迅速发展，鼓舞起人们的干劲投入到国家建设当中去，无论如何是一个理性的决策。

当然，大跃进是和党中央的多数意见不相符合的。毛泽东以一人之力破坏掉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也扭转了中共八大确定的路线方针。在这个过程的前后，历史见证了非毛泽东主义对毛泽东政策的第二种歪曲和伤害。有些地方在由合作社走向人民公社的过程中，不论实际情况，强行合并，刮“共产风”；刘邓还直接主持了一个“插红旗、拔白旗”的运动，逼良为娼，强迫各地乱放卫星，虚报产量。（参看老田先生的相关研究和分析）

稍稍进入历史，就会发现，在1958年到1959年间，是毛泽东大会小会一次次要求给运动降温，亲笔给六级干部写信要求实事求是，找来吴冷西谈话，要求媒体要顶住压力（关键问题在于，顶住谁的压力？），以“五不怕”的精神坚持说真话。

这就是庐山会议的大概的历史背景。

上庐山之前，彭德怀刚从国外访问回来不久，到农村做调查，看到了一些负面的情况，而这些情况，毛泽东是知道的，对此也是反对的。如果说彭德怀使用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一词有点刺激，而导致了毛泽东的发怒，也是站不住脚的，毛泽东是个不拘小节的人，不至于因为这样一个词而怎么样。

符合逻辑的解释是，毛泽东主义的路线是微妙的，难以把握的，多一分则过，少一分不及。首先，毛泽东一向尊重和鼓励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积极性”，主张引导农民的冲天干劲，坚持认为“劲可鼓不可泄”，由此认为总路线是正确的，这个路线本身是不容否定的。与此同时，毛泽东认为，是人就会犯错误，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也不可怕，只要改正就可以了。他不能容忍的是，因为大跃进中出现的一些错误就走向否定大跃进的地步。这和他一向倡导的看事物要抓主要矛盾的思想是一致的。

反右运动也是如此，此前的双百运动，目的是让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来批评党，纠正官僚主义，但前提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一旦知识分子的批评方向转向了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质疑，双百运动就转而成为反右斗争了。

彭德怀的问题恰恰在于，因为看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存在的弊病，就因此在总体上对大跃进持否定的态度。这是毛泽东所不喜欢的。

庐山会议开了一个多月，可谓漫长。会议的转折点是7月23日毛泽东的讲话，一般流行的看法是，此前彭德怀的信刺激了毛泽东，后者通过这次讲话发动了对前者的反击和批判，导致了后来的结果。这么言之凿凿的人，不知道有几个看过这个讲话稿的，我是看过的，但反复琢磨，怎么也看不出来有整倒彭德怀的意思，后来的事件为何发展到那个地步，逻辑上讲，应该另有原因。

如前所述，大跃进中出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极左”的，一是右倾的。前者指的是合作化过程中出现的操作层面的问题，合作化的前提是参加合作组织的农户在经济状况上比较接近，如果强行把富裕的村和穷的村合并在一起，势必让富裕农户产生不公平感，于是就出现了个别地方农户把农畜杀掉也不愿意交给合作组织的事情。这张强行的拉郎配被称作“共产风”，是被批评的。但在合作化过程中，全国范围内只出现了小范围的抵制，且是非暴力的，这说明合作化运动是得民心的，有群众基础的。

而当时的右倾观点，就是建立在对大跃进中错误做法基础上而做出的否定大跃进方向否定总路线的看法，典型的表达就是彭德怀的信。如前所述，这是毛泽东不能接受的，是他要批评的。

毛泽东7－23讲话可以说各打五十大板，对两个方面都做了批评，而且对前者的批评更严厉，相比较而言，对右倾观点的批评只是点了一下而已。

毛泽东把“极左”分子说成是“一触即跳”，反复要求他们要听人讲话，要听得进批评。对于其错误做法，毛泽东更是严厉地比做强盗：

“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群众）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请吃地瓜、稀饭，面无笑容。因为刮了‘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对刮‘共产风’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什么人？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干部，刮大队和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我们说服了这些干部，坚决纠正。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今年三四月间，就把风压下去了，该退的退，社与队的帐算清楚了，队与群众的帐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的地方继续算。这一个月的算帐教育是有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少数人还留恋‘共产’，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矩，一万年以后也没有这个规矩，也不能拿起就走。拿起就走，只有青红帮，青抢红劫，明火执仗，无代价剥夺人家的劳动……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取之无碍，因为是不义之财。现在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财产还有三种办法：征购、挤垮、赎买。怎么能剥夺人民的财产呢？……”

另外，毛泽东“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要关头，不要动摇”，这里说的显然是指以彭德怀为代表的悲观派了。但说起话来，毛泽东的运气要比前面缓和得多。比如，“在大风浪时，有些同志站不稳，扭秧歌”。再比如，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基本内容，我看基本正确的，部分不妥。列宁讲，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要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现在据我看，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也不是左派……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一定欢迎，不欢迎才怪，距离右派不过还有30公里。这些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我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但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从这样的谈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大部分上是肯定彭德怀的意见的，批评的只是他的表达方式，即，同意他看到的错误，却不同意他根据这些错误得出的结论。同时，毛泽东还委婉地表达了他的歉意，觉得这么说话伤人了。这分明是一个领导对属下批评加关爱的语气。

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还提到，会议要增加一个主题，在原本的18个中加一个“团结问题”——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

总之，从毛泽东的这个讲话里，是无论如何看不出来彭德怀会在短短半个多月被定性为反党集团的。

但随后的事情发展是，批判的矛头转向了彭德怀，他成为大会小会批斗的中心，据王震后来的会议，批彭德怀就像斗地主一样。而且毛泽东被会场上吵得睡不着觉，很烦躁。很难说，批彭德怀是出于毛泽东的意思。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呢？据老田先生的分析，很可能是党内派系斗争的结果，如前所述，党内不是铁板一块，除了毛泽东主义者和非毛泽东主义者这种政治上的派别，还有山头，也就是一再被批判的宗派主义。比如高岗当年就是搞什么“红区党”和“白区党”的差别，向刘少奇叫板，最终被清洗出局。彭德怀这样的“老军头”，是不是碍了某些人的眼，要借此机会清除这个障碍，也未可知。毛泽东在8月1日的讨论中说的一句话耐人寻味：

“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很多同志对此有顾虑。”

需知，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做好了人事布局，刘少奇正式接任国家主席，培养他作为接班人。最后彭德怀的倒台是不是与为刘少奇铺路有关，值得讨论。而且，最后给彭德怀定的罪名，与他给毛泽东所写的信的内容实际上是毫无关系的。

总之，长期以来关于庐山会议的说法，对彭德怀的神化、对毛泽东的妖魔化，是需要批判和修正的，历史没有那么简单和肤浅。但这需要更深入地研究，不是随手一写的小散记可以解决的。

二、关于《庐山恋》

庐山有个电影院，不间歇地播放《庐山恋》这个电影，还因此获得了一个世界记录。这事早有耳闻，所以很多同事都想抽空去体验一下。

晚饭之后，几个人相约，冒雨打车到了电影院。本来以为9点之后还有一场，结果没有了，最后一场已经放映到了一半。一商量，索性就看一半吧，电影院卖了半价票给我们。前面有几个同事提前来了，看到了开头。后来，整个电影院成了我们几个人的专场了。

《庐山恋》拍摄于1980年，已经进入了当代文化史。这部电影曾经引起过争议，普遍的说法是因为这是第一场有接吻镜头的电影，也因为其中散发的资产阶级情调。同事霍姨说，当年的女青年们都模仿电影里的女主角打扮，觉得她穿衣服很好看。

这是我第一次看这个电影。虽然只看了一半，还是搞清楚了故事，因为情节实在很简单，表演也很幼稚。而看完电影，才发现，其主旨和突破并不在于资产阶级的情调、接吻镜头（电影院放的版本并没有）、时髦的服装等等，而在于主人公的身份。实实在在地说，这是复辟的官僚阶级在文化领域打响的第一枪，虽然也遭到了一点阻击，但以胜利告终。

一个流亡美国的前国民党高干的女儿，在中美建交后回国旅行，在庐山遇到了一个共产党高干（当时应该叫当权派）的儿子，二人擦出了点火花。儿子的老子正被四人帮迫害，处境危难，无暇谈情说爱。第二次相见，则是改革开放的春天里了，女儿又到庐山，儿子则成了研究生，来庐山开学术会议，其时，他老子也平反了，重登高位。俩人再也不需要遮遮掩掩了，感情爆发的时候，就发生了草地上接吻的那场戏。

二人担心父母那关不好过，因为两家的老子曾经在沙场上对垒过。不成想，共产党高官心胸开阔，一笑泯了恩仇，欢迎老对手回国，手握在了一起。

说实话，《庐山恋》真的是有开创性意义的，原来今天所谓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中国人打来打去没意思的观点，在1980年就基本完善了。

如果我们承认文化是权力的一种，那么就不能忽视这部电影所表现的人物主体的变化。与此前若干年的文艺作品对比，变化最鲜明的倒不是别的，正是所表现的人物的身份。工农大众从此告别舞台的中心，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传统再次复苏了。

电影正面塑造的，是高干子弟，是后来被称为太子党的一类人。导演把他塑造得帅气、儒雅、有知识有文化、忍辱负重、有情有义，让人们觉得国家的希望在他们的肩上，他们不但担负着希望，还引领着时尚。在电影热映和被广泛讨论的同时，太子党们又在干什么？如果我们还对80年代的社会矛盾和社会运动有一点印象，就会知道，是什么人在利用双轨制大发横财，学生和广大市民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前赴后继地反腐败反官倒反的是谁。在政治上垄断权力，在经济上掌握资源，在文化上受到膜拜，这是一套系统工程，是全面反攻的组合拳。

摸着石头过河吗？这是一句赤裸裸的假话。摸石头是假，有计划有步骤地复辟是真。从此工农大众退出了历史舞台，也退出了银幕。当然，他们也会再出现，但再也不是李玉和那样高大饱满的形象，而成了干瘪矮小的一群，不再是自信的、能够把握自己命运的有血有肉的人的形象，而变成了被娱乐的对象，变成了存在需要精英们确认的行尸走肉。

对照《庐山恋》一类的作品，我们才更能看懂样板戏，虽然有诸多令人不满的地方，毕竟是五千年来开天辟地的伟大作品。只有在那些作品里，卑贱者才有个人的样子。也只有对照这30年，我们才能懂得革命的年代的意义所在。30年了，时间不短，好多事该重新审视重新理解了。

Ps，语言干瘪，文思枯竭，我恨这种状态。